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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在博客上贴文章的习惯，这次贴出来是因为这篇居然有中文版，另外，不得不引用edward soja 在NUS 大会上的发脾气的一幕，“看到受过教育的人也会犯不能思考的错误，忍不住burst out a bit. ” 继库哈斯被新加坡加入黑名单之后，soja看来已经是下一个）
摘要 在后发达经济城市中，个人主义的生产与消费成为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典型特征。组屋成为新加坡政府建立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主要平台。许多组屋项目开始发掘不同的主题来渲染与众不同的、大都市特色的生活方式，以回应中产新贵的居住需求。这些项目逐步异质化原本的同质景观， 并进以承载新加坡“大都市”的新形象。新的组屋计划延续了组屋作为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调解员的角色，不仅为涌现出的新贵阶层提供新自由主义空间，同时也维护了政府的管制平台.
1 引言
新加坡是庞大的全球体系中的一个岛国，“生存说”和“危机说”是其各种发展模式和决策的基础与起源。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对全球经济结构的不同需求，新加坡政府尝试建立新的城市形象，并以此为依据来进行经济与人口结构的重构。城市空间作为社会经济文化新形象的载体，其重构也被提上日程。这项任务并不简单，因为新加坡的城市空间一直以同质化为目的，而公共住宅（当地称：组屋）则是最重要的组成元素。组屋为85%的新加坡人提供住房，有大众的“心脏地带”之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位于郊区新镇的组屋严格按照标准进行规划与设计，并强调各种社会群体的混合。相比之下，跨国企业驻新加坡的外派服务人员和本土精英阶层的私有住宅则多数位于城市黄金地段，以“门禁社区”的形式建造。这便在公共空间和私有空间之间划出明显界线：前者服务普通中产及以下阶层，后者则服务精英阶层。近几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首先，“智能岛”成为新加坡的新形象，并促使新加坡对知识密集产业的跨国企业敞开大门。这种新的产业结构有其相应的人力需求，因此对新加坡而言，建立人才基地是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的重要环节。新加坡政府由此开始一系列的政策性改革，为吸引国际流动人才创造有利的环境。一批富裕的中产新贵因此出现了，与同质的蓝领中产阶级不同，他们拥有更强的购买力，并且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新千年中，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在跨国资本和与阶级有关的推动力之间不断权衡，形成独特的新自由主义化[1]的发展轨迹。
时尚的休闲餐饮入驻克拉码头，综合娱乐（赌场）入驻滨海湾，而作为新加坡占地最大的居住体系，组屋被选作推广新自由主义的平台之一。 2009年，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以下简称建屋局）完成了其旗舰项目——达士岭（The Pinnacle）——一组位于丹戎巴葛（Tanjong Pager）的超高层建筑。同样位于丹戎巴葛这个紧邻中央商务区的历史街区，代表私人公寓制高点的项目——“地标”（译名，The Icon）——离开达士岭仅一个街区之遥。在中心城区内，这种公共与私有居住领域的紧密并置往往会引发关于后现代城市化中社区空间两极化的担忧。然而在新加坡，笔者认为该现象揭露了两种力量的博弈：一方面，崛起中的中产新贵试图争夺城市空间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国家则在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主导下的城市空间模式与政府管制合理化之间寻求平衡。作为政府管制的主要平台与渠道[2, 3]，组屋体系的潜在能力被再次发掘，并用来发展为一种混合模式以平衡上述两种力量。
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倡导者们认为，城市空间是对个体消费的反映。在新自由主义驱动的社会中，人们关注自我价值和个体身份的实现，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需求差异的体现；而城市空间的消费（即购买房屋），则是实现自我价值、自我取向的主要渠道。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空间配置（或再配置）实质上正是权力地景的转化[4]。正所谓城市更新与“士绅化”（gentrification）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府用来“联合房地产开发商、本地商人、地产代理商和著名品牌零售商以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5]的发展策略。个人价值观只体现某些人的价值取向，并将其凌驾于其他人之上。
新加坡的体制改革颇具典型性。自建国以来，政府一直在探索平衡经济增长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方式[6]。 组屋便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组屋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与执行。本文回顾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组屋政策与计划，以探讨新加坡组屋体系的设计如何回应新自由主义的需求，同时也保证了政府对社会与经济活动的管理。过去的方式是将不同的社会族群分散到高度结构化和标准化的郊区新镇中，与之相对，新出现的针对特定人群的开发不可不谓异端。以达士岭项目为例，本文将探索如何在国家作为最主要的住宅提供者的前提下，将自由市场的机制带入旗舰组屋项目开发模式中。
2 经济转型前的组屋发展
建国之初，新加坡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缺乏住房。建屋局作为管理组屋的部门，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了新加坡组屋唯一的规划师、设计师和建设者角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传统的组屋采用的策略是使其成为全民纽带，它的发展有以下特点。
首先，组屋是服务多数公民的，而不是只针对某些低收入人群。为了使多数公民具有申请资格，组屋申请人的收入上限根据经济增长情况不断上调。2007年末，家庭月收入8 000新币的上限使得80%的新加坡公民有能力申请组屋。目前，85%的人口居住在组屋中。
第二，组屋是作为全民纽带的承载体（the common bond for all）而存在的。作为大多数新加坡人的住宅，组屋在建成环境的地点、质量和品质等方面都尽量减小差异性。组屋的规划与设计严格执行三重结构的团体模式，即从居住团体到社区，最后到新镇。该模式不仅定义了新镇的结构，同时也规定了其大小、类型和数量。这些参数共同确保了新镇的同质性，使它的微观特征，比如人口密度甚至建筑总高度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建筑风格也以统一、朴实的现代建筑风格为基准，好像混凝土盒子堆砌成的矩阵。由此，组屋最后组成了形式高度统一的新镇。
第三，各类社会人群在组屋景观上高度混合。当建筑的区位和建成环境几乎没有差异的时候，住宅单元的大小就成了区分房价的唯一标准。于是，只要控制每栋楼的单元混合方式，实际上就控制了不同收入群体的混合方式。另外，种族限额制度在每栋楼、每个社区以及每个新镇都有明确的指标，避免形成种族聚集地。
第四，组屋是政府推行各种政策的平台，各种关于人口、经济甚至政治管制的政策都是同组屋分配与管理高度挂钩的。
组屋为新加坡民众提供了相对公平的住宅环境。然而，这种追求高度统一、高度集体价值观的居住景观显然是排斥任何个体特征的，也否认景观体现文化、格调和个人价值观的能力。以新自由主义哲学为核心的新经济模式已经开始质疑同质性居住景观的合理性。
3 城市空间的重构
3.1 社会分层与中产新贵的形成
作为一个经济上严重依赖跨国企业投资的岛国，新加坡一直在“危机说”中求生存与发展，并且巧妙地将“危机说”与“全球化说”混为一体。国际货币的需求决定新加坡的一切，当发达地区的经济模式从福特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7]，经济转型以及支持经济转型的一切政策都显得合理而必需了。城市定位上，新加坡提出“开放的国际化社会”的新形象；产业发展上，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城市竞争力说”与“知识经济说”；而从人口政策到城市空间设计，都取决于在这种知识经济中作为主导力量的精英们的个人喜好。
实例研究表明，新加坡的社会分层逐渐扩大。人口研究显示，两种人群脱颖而出，表现出与大众不同的价值观与消费能力。一种是“舒适一族“（Comfortable Heartland）阶层，他们多数位居中层管理及以上职位，有较高的收入，希望享受高端的城市生活；另一种是“新锐一族”（Young Contemporaries），他们往往是刚毕业的专业人士，生活方式前卫时尚。这两种人群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独立自主的价值观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欲望。社会学研究也揭示出，新加坡的中产新贵们崇尚独立思考的能力，自我意识强烈。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加认同私有住宅代表个体身份和价值观的能力，不甘于淹没在同质化的组屋海洋里。他们向往异质化、高品质的居住条件，而标准化的组屋已经不能满足这些人的需要。因此，组屋的设计和管理制度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1997年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亚洲金融危机促使新加坡政府重新探讨组屋发展模式与政策，高品质的组屋政策成为建屋局的重点议程，集中体现在大幅压缩新建组屋，以及有选择性的组屋更新计划两个方面。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1997年以前）的组屋改革多集中在更多的财政资助以及宽松的二手房交易环境上，那么1997年之后的高品质住宅开始重视住宅在地域上的异质化以及住宅设计的风格化。另外，官方出版物也开始标榜住宅设计与居住人群特征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新自由主义化进程并没有将土地私有化，整个组屋系统仍然属于公共体系，归政府管理。在公共体系的框架下，组屋的设计与政策将资本流通内置化，满足中产新贵对不同的品位或者生活方式的消费需求，推动了城市空间异质化的进程。
3.2 居住地景的异质化
1990—2010年，推行范围最广的政策是“有选择性的组屋更新计划”（the Selective En bloc Redevelopment Scheme，简称SEBRS）。这项计划评估现存的组屋，并依照一定的原则进行选择，选中的组屋被整体拆迁，在原址上兴建新设计的高层住宅。原居民得到一定的资金补偿，以及率先迁入邻近组屋的优先权与财政资助。另外两种特别针对中产新贵的计划分别是执行共管公寓（Executive Condominium (EC) Scheme），以及设计、建造和销售计划（the Design, Build, and Sell Scheme，简称DBSS）。1996年开始实行的执行共管公寓可以说是相对完善的房屋私有化模式。私人开发商投标政府土地，中标后可以自行建造、出售与管理房屋99年。这些住宅前10年受政府管理，之后转为私人住宅。DBSS方案是2006年提出的，该计划第一次允许私人发展商涉足一直由建屋局掌管的组屋设计、定价和出售体系，前提是房屋仍然属于公共房屋，由政府进行管理。
这些计划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一，追求地域差异。市中心以及邻近市中心的新镇成为首选，图1显示了SEBRES计划下的项目分布情况。由图可知，大部分SEBRES选中的组屋位于靠近市中心的新镇，如女王镇（Queen’s Town）、武吉美拉 (Bukit Merah)，或者集中在南部连接郊区与市区的高速公路附近。而代表组屋巅峰的达士岭则位于市中心的历史文化街区。其二，建筑美学得到高度重视。这些住宅往往采用国际或者国内招标的形式。 其三，多数项目被赋予主题，来宣传独一无二的特性，如达士岭的雅皮士都市生活方式，榜鹅新镇的临水生态城，等等，承诺独特、富于格调以及国际化的生活。其中，达士岭无疑是经典之作，是建屋局回应2001年概念规划中提出“标志性的设计”的示范工程。
4 达士岭：可控领域下的畅想
达士岭是建屋局在达士岭这个历史地段上建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50层以上的超高层项目。风格化的建筑设计以及处于黄金地段的优势，使得该项目被誉为“无与伦比的梦想住宅”[8]。
处于丹戎巴葛这个历史街区，达士岭项目注定与标准化建造的组屋不同。历史上，丹戎巴葛几乎是新加坡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缩影。从最初的农地开始，丹戎巴葛迅速成为富人们建造自己家园的场所；由于邻近港口，这个地区又在之后的几年里变成苦力、煤矿工人、装卸工和海员的聚集地。1989年，新加坡成立了第一个历史保护区——“丹戎巴葛（中国城）保护区”。在这个富有浓厚的土生华人[9]色调的历史街区中，大多数本土建筑风格的住宅（shop house）都得到保留，并且改造成婚庆产业、主题餐厅和酒吧。
为了使达士岭项目成为地标性建筑，建屋局不再局限于本土的建筑设计方案，而是将视野扩展到全球范围内，为达士岭举行了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建筑竞赛。为了达到标志性设计的目的，设计突破了许多标准和建筑条例。一般来说，组屋的建筑容积率应控制在2.8以内，建筑高度小于30层。在达士岭项目里，建筑容积率达到了7.4~8.4，而且建筑层数也达到了50层。
达士岭面向顶尖的年轻专业人士的家庭。海峡时报宣传道：“如果你向往雅皮士生活却没有足够的（购买私宅的）能力，达士岭就是你最好的选择。”不出预料，达士岭的设计赢得了年轻的中产新贵们的喜爱，并且在互联网上引起激烈的讨论。争论往往集中在达士岭与另外一个高端私人住宅“地标”（The Icon）的比较上。在高端房地产项目中，“地标”被认为是功能与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它被定义为城市生活的风向标。网民们对于两者的高度与空中花园津津乐道。相比之下，达士岭显然在设计上作了更大胆的尝试。达士岭的建筑形式非常激进，以至于开发商们在参观样板房后开始向媒体抱怨，担心组屋过分前卫的设计给私有住宅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10]。
雅皮士们想要拥有一套达士岭的住宅，当然也要支付更高的价格。达士岭共有两种户型：一种相当于微缩版的标准二居室（93m2~97m2），另一种则是微缩版的三居室（105m2~108m2）。2004年达士岭的房价刚刚公布的时候，较小的户型售价设定在288 400~392 100新币，较大的户型设定在343 100~451 500。相比之下，其他新镇新组屋的售价为：二居室在132 000~220 000新币，三居室在143 000~268 000新币[11]。2008年达士岭完工，建屋局向公众发布了最后428套房产的售价。这次，小户型的售价在455 00~555 000新币，大户型在545 000~646 000新币。房价在四年内增长了两倍。房价涨到最高的时候，“……一套在49层的房子竟以645 800新币的高价被售出，这使该项目在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新加坡最昂贵的住宅。”对于如此昂贵的组屋，建屋局提议，“如果您还没准备好支付这样高的房价，您可以选择其他的组屋项目。”[12]
4 总结
达士岭一类的旗舰工程撕裂了原本同质化的组屋景观，并在价格体系中实现个性化（独特的品味、优越的地段）。之前，大众最关心的是住宅的面积，对组屋在地段上的差异并不关注，然而如今，不同新镇的地段差异越来越大。靠近市中心的女王镇，武吉美拉和红山的住宅售价要比平均水平高出36%~54%，像达士岭这样的项目更是扩大了售价的差异性。这样的组屋市场为国内外的精英们提供了一种潜在的积累资本的平台，前提是他们留在公共领域内。在达士岭的整个开发过程里，从设计到出售很大程度上更像是私有住宅的操作模式。然而，该项目仍挂着组屋的标签，这使得享有这块地产的所有住户都要由政府进行统一管理。
这类高端组屋的开发引起了许多争论。如今穷人能支付得起的组屋越来越少，是否应将公币投资在为财力雄厚的中产新贵度身定制的高端组屋中值得政府深思[2, 3, 13]。一些学者甚至开始质疑执政党用这种机制确立自己政治威信的合理性[14]。在纪念建屋局成立50周年的国际会议上[15]，李光耀重申了“国际化说”与“生存说”的主张：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如果要从全球经济的激烈竞争当中存活下来，政府必须依赖大量的技术型人才。于是，为这些人才营造他们喜爱的城市环境仿佛理所当然。 也许蔡明发在2005年提出的“会员制理论”能更贴切地形容新加坡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组屋不是一种福利保障政策，而是一种享有津贴补助的商品[16]。政府为公民提供财政上的补贴，作为回报，“俱乐部的会员”也应该遵守政府在社会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方面的管制。对于中产新贵来说，高端组屋可以彰显他们的身份与品位，前提是他们接受政府的管制。中产新贵的不断增多和权利的膨胀使政府不得不调节经济与劳动体制。作为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推动力，他们也在新加坡重塑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扮演关键的角色[4]。为满足中产新贵的需求，政府有针对性地为他们建造组屋。然而，这种空间重构是分支的：一方面，高品质住宅服务于新贵阶层；另一方面，普通大众并不是这些高端组屋项目的服务对象。
总而言之，生存第一的论调奠定了新加坡一切决策的基础，新自由主义城市重构只是回应国际资本需求的举措[17, 18]。如翁爱华（Aihwa Ong）[19]所辩论的，新自由主义在亚洲可能应该理解为一种管制的技巧。在黄金地段为新贵阶级建设高档组屋成为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政府合理性共同协作的城市管理方法。内部操作的私有化与维持公共体系并存是新加坡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的特征。
Ju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