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新加坡（二）

新加坡的社会分层 二

外来人才

上一张说了外来劳工，其目的是说明外来人员在新加坡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由来已久，但是新加坡人民却是在二十一世纪后，尤其是近几年才开始大规模反感外来人，为什么呢？ 因为2000年以后，新加坡政府改变发展策略，此后的外来人员往往被称为外来移民（注意移民二字，政府求贤若渴的希望他们不仅仅是来新加坡，而且一定要移民。）

熟悉新加坡研究的童鞋们应该知道，新加坡执政党政府管制的工具有三： 1。 identity/image,（形象）2。labor market, 3. urban space. 过程是这样的： 先抛出一个新加坡的形象， 然后改造本地所能提供的劳动力profile， 并且动用urban space 来彰显这种形象，进而legitimize the new strategy. 这三种工具都是为了维持高的经济增长，或者更确切的说是GDP增长（而不是国民收入增长）。而GDP增长当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证明，没有人民行动党 （执政党），就没有新 新加坡国。记得吗，大选之时，执政党永远在反问一句话：还有谁，能让新加坡的经济持续增长？

所以，就好像中国人民永远都被提醒共产党是如何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一样，新加坡执政党永远提醒他的人民，新加坡是一个脆弱的岛国， 飘荡在严峻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世界版图上。而且周围国家统统被塑造成永远的敌人，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执政党打个瞌睡，就迅速灭了新加坡。基于此，新加坡之前的形象好比顽强的苦行僧，时时清规戒律，务必没有不良习性，全新加坡人民凝成一条绳子，无时无刻的准备给予敌人迎头打击。相应的，当时新加坡的经济结构以制造业为主，说白了相当于现在的珠三角，出口加工业为主。 人民的形象，也就是劳动力的形象就是受过教育的，有工作技能但是听话的福特工人。 就urban space 来说，新加坡的河山是规矩的，是严格控制的，是有板有眼的，是朴实无华的。 可是，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消费主义的后现代社会把新加坡逼上梁山。 97年亚洲金融风暴改变了一切。 过去依靠出口加工业发展新加坡的路走不通了，因为中国的人工更便宜，印度的软件业更发达，连一向弱小战乱的马来西亚与印尼都站起来了。 李爷爷在国会辩论中做总结发言：新加坡需要新的发展策略， 重要的是，新加坡需要向外界发出一个信号： 新加坡愿意改变。

智库提出的新形象就是cosmopolitan singapore. richard florida 被政府五位数酬金请到新加坡来教育人民，如果要发展，重要的是creative class. 很不幸，新加坡人民很听话，所以不够creative. 如果要发展，就要大量引入外来人才。 richard florida又说了，creative class喜欢什么呢？ 他们是bobo族，他们是gay, 喜欢情调，喜欢宽松的环境，喜欢wifi信号遍布的地方。 于是，新加坡打破清规戒律，引入赌场，引入主张奢华消费的商场，把新加坡河改造成有情调的pub cluster, 主动邀请gay 加入公务员大军，并且修改法律，承认annal sex and oral sex 合法 (也就是说，以前annal sex and oral sex 是违法的，会鞭刑啊！这个出自前同事之口，据说在longly planet上有专门介绍， 未经查证）。 当然，还有大量其他实际措施来鼓励外来移民，如减税啊什么的， 详见aihwa ong 的book chapter （Ong, Aihwa. 2005. Ecologies of exptertise: assembling flows, managing citizenship. In Global Assemblages: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Ethics as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eds. Aihwa Ong & Stephen J. Collier, 337-352. Malden, Oxford, Carlt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在这种大好环境之下，外来人才的人数迅速增长。
Part of non-residents in total population (chart)
1970 1980 1990 2000 2009
Non-residents (Residents = Citizens + PRs) 2.9% 5.5% 10.2% 18.7% 25.3%

Population by residential status (2010)
Residential Status Number Percentage
Citizens 32307.7 74.3%
Permanent Residents 541 11%
Non-resident Population 1305.0 25.7%

很遗憾，新加坡政府将non-residents定位为 “在新加坡工作，学习或则生活的外国人，并且尚未申请移民”。 所以，我也搞不清这里面到底是否包括外来劳工（看汇丰关于expatriates的报告，好像基本上把这个数字就近似为所有尚未移民的外来人才了）。

跟香港的新移民不同，新加坡的新移民是政府致力于要大力引进的高端人才，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是master degree， 博士比例超过一半（以前整理过数据，找不到了), 很多是海外读书毕业的亚洲人（中国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他们从事于指定的行业，如投资银行，生物医药，动画制作，高端电子等等。 另外，要通过外来人才计划进入新加坡，他们的个人月薪必须高于新币6000 (2011年数据，新加坡人平均月薪是2925）。 这批代表者先进生产力的外来人士，都是消费力远高于普通新加坡人的贵族蝗虫。 他们多数住在市区 （对于新加坡邮票大的地方也分市区郊区我也很无语，但是市区和郊区的规划遵循不同规划理念，市区是postmodern，郊区则是modernism。市区规划与建设由URA亲自执行，郊区新镇通过HDB设计执行）， 他们住私宅，他们周末去荷兰村或者新加坡河饮酒作乐， 他们是把知识转化为力量的典型代表。 他们对于新加坡的河山变化影响深远，从新的mariana bay, 到新加坡河， 市区内迅速建起的很多小房型私宅，以及服务性公寓， 都是觊觎这个人群的。 目前，新加坡几个大型项目，如one-north，选址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科技园和荷兰村之间，因为这是外来人才集中的地方。 为了人才，one-north出动建筑大师黑川纪章、杨经文、hadid，进行规划与单体设计， 造价昂贵。

one-north 是一个令姐姐我忍不住酸气直冒，感时花溅泪的地方。 如果不知道什么叫foreign enclave, 去one-north 看看。 这是一个外国精英规划，设计，配备诸多优惠政策吸引跨国公司入住的地方。 精致的landscape, 个性化的建筑，里面rub shoulders的也是外国精英。 这块坐落于新加坡国界内的地块，同新加坡人没有关系。 记得亦舒曾经说，赚钱为什么，为了有一天可以用金钱把自己同普通人之间画一条线隔开，站在线的另一段诚恳而真挚的说，群众的力量不可忽视。one-north比上海很多enclave聪明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围墙，没有制服统一的保安虎视眈眈，没有当年外滩公园门口那块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然而，建筑师有办法把一个地块的高贵与不可侵犯用landscape design表现的淋漓尽致。这也是productivity 极高的地方，这里是生物医药中心，里面汇集的都是各大跨国药业公司的研究机构，这块地上的生产活动大大提高了新加坡的GDP， 这块地，和赌场并肩，成为新加坡政府骄傲的政绩。对于普通的新加坡人来说， one-north是另外一个世界，是卖火柴的小女孩通过焰火看到的美丽天堂，只是他们无从进入。 对于普通的新加坡人来说，one-north单是大幅提高了地价， 让附近的房屋跟着上涨，从而逐步将负担不起的人淘汰的源头。

如果他们不申请移民，新加坡人的怨气未必这么大，问题是很多亚洲人都申请了 （拥有硕士学位的外来人会被新加坡政府主动邀请入籍，此政策2010年废止）。 一旦成为PR，他们就权利购买二手祖屋。 这就是跟新加坡人抢饭吃了。 所以说， 现在的问题是， 在新加坡政府眼中，外来人才是新加坡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那么，新加坡人算什么？ are they citizens who are entitled to social right? or are they just labor forces, those who failed to follow the transformation are deemed to be phased out? 当他们交的税用来请hadid规划外来人才工作与生活的天堂的时候，他们有权反对吗？ 经济增长（GDP）意味着什么？谁从经济增长中获利呢？

（忍不住八卦一下关于annal sex and oral sex的法律条文。 这个好消息是一次伙同堕落的外来人才在荷兰村饮酒作乐时， 同事二两老酒下肚，红着脸公布: annal sex and oral sex is no more illegal ！！！姐姐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心虚的帅哥误以为我问的是他怎么会知道这条法律，搬出lonely planet 挡驾。其实，我的问题是涉及此条法律的执行的，这种亲密爱人之间的行为，外人是怎么会知道的呢？最近的一个案例让我终于明白了。 数月前，国立大学某位创意人才在家中宴请宾客，使用女体盛招待寿司。 被警惕的邻居发现，报告了警察。 邻居同时申诉，曾经听到这个创意人才在家中用asshole 来形容新加坡人的，顿时激起无数新加坡人的民族情怀，纷纷要求国立大学将其解雇。 我是想说，制定这条法律而且相信一定能捉奸在床，是因为法律本身可以可以瓦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发动群众斗群众啊， 在老百姓奋勇争当007的国家，大家记得拉好窗帘锁好门。 ）

(更新豆瓣就意味者姐姐我不务正业啊，什么时候写正经paper能和么快就好了）

我眼中的新加坡（ 一）

（因為純粹是寫著玩，所以數據啊考證啊什麼未必準確，歡迎批評指正，但是拜託不要謾罵。姐姐我雖然時刻提醒自己要溫柔，可是也還會拍桌子罵娘，睚眥必報的。）

新加坡的社會分層

新加坡大致分兩種人群： 本地土著， 以及外來居民（包括expatriates, 持工作簽證人士，永久居民，new citizen). 這個分類其實就反映了目前新加坡最大的矛盾，本地與外來人的矛盾，已經快到所謂水火不容的地步。 到新加坡的tamasek review 網站上看，提到外來移民，個個新加坡人頓時同仇敵愾，摩拳擦掌，勢要滅之而後快。 其實原因很簡單，外來移民，在新加坡人眼裡，就是對他們生活的最大威脅。

統計數據顯示，每4個新加坡居住的人中，就有一個外來人。 所以數量上不可小覷。 問題是，其實外來移民分兩種： 外來人才， 和外來勞工。 前一種包括expatriates, 持工作簽證（employment pass）人士，永久居民（new citizen在新加坡的mental map 裡也是屬於這一類的）； 後一種是持 work permit 人士。 在新加坡社會，這兩類人構成了最富裕（不准确，但是至少是upper-middle class) 和最貧窮的兩大階層。 新加坡的gini指數是0.478 (2009, see factbook) (香港是0.533 (2007)，中國 0.415(2007)）， 在亞洲僅次於香港，也就是貧富分化差距是很嚴重的 (此指數越大說明貧富分化越嚴重）。 但是這個數據在計算的時候，不包括此兩類外來人群（雖然前者在刺激消費，提升物價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所以，有老師說，如果把這兩類人群加入計算，新加坡的gini指數分分鐘遠高過0.5，絕對赶超非拉，傲視群雄。 （所以說中國政府比較粗糙，數據不好就不公佈，人家新加坡政府懂得如何massage the data)

柿子先撿軟的捏，所以咱先說外來勞工。

外來勞工相當於咱中國的農民工，多數在建築工地，低端服務業工作，比如說檳妹，餐館端盤子的小妹，等等。 外來勞工多數通過勞工中介引入，往往需要支付給中介很大一筆數目才能辦妥（類似人蛇了）。在新加坡，勞工的工作准證條件苛刻，並且一旦雇主取消合約，准證立刻失效。所以，勞工們多數任由雇主欺負。 而他們的薪水非常低，基本需要工作兩年才能攢夠當初付給中介的錢，所以異常辛苦。 因為沒有統計數據，所以引用case study. 這個case由本人美麗的同屋姐姐提供。

這個姐姐是台灣小妹，自己同人合夥開一間化妝店，專門負責新娘妝。 她原本有個打下手的小妹來自馬來，結果嫌人工低把老闆給炒了。於是她到處找中國小妹，因為他們聽話。 活該她好運，很快找到一個中國小妹，在英國讀過一年書，會講英文，月薪1000新幣 （姐姐我當年的一間房房租1300，當然姐姐比較小資酸氣，住的是私宅，而且在鬧市。不過大抵可以推的出組屋租金的房價是新幣600）。 當時台北姐姐很想找的是另一個中國小妹，此妹妹已經來到新加坡，在一間店鋪打工，據稱雇主剋扣，年終無休，同樣月薪1000. 然而因為妹妹付了中介新幣6000才遠赴南洋，所以表現出了中國勞動人民一貫的吃苦耐勞作風。 可是天妒紅顏，雇主在妹妹來了才3個月就突然关店溜人。某一日，妹妹照常到店鋪，發現已經關門大吉，這個月的薪水還沒領，工作准證也馬上作廢。 我一直不知道下文如何，當時只知道驚叫。 台北姐姐善解人意的看著我，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她說，她當年到新加坡也是持工作准證，不能結婚，不能生子，不能休息。 十年才到今天， 大家都是多年媳婦，沒什麼好抱怨。

同樣沒有統計數據的是印度勞工， 男性，多為地盤工人。 他們來新加坡的途徑大同小異，所以在新加坡格外安靜忍讓。 從週一到週六，他們都在工地上做工，到了週日，終於可以自由活動。體貼的包工頭會用大巴士送他們去小印度，一個印度商舖聚集的舊城區。

星期天的小印度於是成了新加坡旅遊的一個特殊風景。 大約一個半足球場大的草地上，站滿了深色皮膚的男人，成百上千，數以萬計。他們要么站著，要么坐著，未必互相認識，單是憑著一些細微的特徵來辨認同鄉。 一次同印度同事去的時候經他介紹，南部印度的男人唇下蓄須，北部則唇上蓄須。我那特立獨行的南部印度同事，因為蓄須在唇上，於是動輒被人用他完全聽不懂的地方話搭訕。 在小印度，雖然沒有硬性的劃界， 天長日久已經形成了隱形的分區。 比如大商場的前方的小廣場的那棵樹的右側，是巴基斯坦人， 另外一側，則是印度西部。 在我看來，實在沒有區別，放眼看去，全是男人。 草地上，小廣場上，店鋪間的小馬路上，全都站著人。他們看來無所事事，似乎也不介意無所事事，就這麼站著，偶爾動動，就是一日。

沿著大馬路的店鋪都是印度餐廳，這是印度勞工們無法消費的，所以裡面都坐著慕名而來的遊客，在冷氣開放的店內，隔著玻璃，體會由人山人海的印度男人演繹的原汁原味的印度風情。除此之外就是便宜的小食鋪和店鋪了，用不著冷氣，鋁製的捲簾門拉上去，裡面的商品堆得玲瑯滿目，色彩繽紛。 黃金首飾，燦爛炫目的各式耳環， 當然多數是假的，要么就是二手手機，從中國運來，顯示的都是簡體中文。 要買真的黃金首飾，印度衣飾，在離開小印度不遠的另一端，完全沒有人的那個街區，是上等印度人消費的地方。 街角小食鋪兼賣蔬菜魚類，各類沒見過的魚，睜著眼，橫七豎八的躺著。 電視機播的是女子角斗，圍了一圈又一圈的男人， 全都站著。

是了， 這就是最大最悲哀的問題。他們全都是男人， 成千上萬，經年累月。星期天的小印度，是所有女性迴避的地方（遊客除外）。 印度女性同事跟我解釋，因為太多男人，如果有女性經過，尤其是印度女性，他們會全部盯著你看。 這就是一個老師在conference上說的gender issue in public space. 姐姐我當年懵懂無知，數次在星期天的時候深入小印度，回想起來才發現的確不見同性出沒。 這種gender issue 和性別歧視完全無關，令理論知識豐富的人類學教授們抓狂。

累死我了，其他的社會階層下週再說。

references:
Gini index, factbook by CIA (US), see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fields/2172.html#43.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的笔记

这是一本把aihwa ong 推上风头浪尖的书， 因为这本书的名字，以及她所主张的论点，引来左派阵营中新自由主义研究领域的三位当家侠客 （Brenner, Neil, Jamie Peck, and N. I. K. Theodore) 的不间断的笔讨声伐。 自此，aihwa以小写的新自由主义（neolieberalism with a small n) 主张著名 (必须声明一下，此斗争为左派内部争论）。
左派究竟如何研究新自由主义，据三剑客的综述，有三大研究方法：
（一）VOC （Varieties of Capitalism)，以 Hall, Peter A., and Kathleen Thelen 为代表（规划的童鞋们注意了，此peter hall 非彼peter hall, 英国那位sir peter hall 右倾，所以是动辄被左派点名批评的）；
（二）historical-materialis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HM-IPE) (此学派不太熟，但是他们的regime在urban studies里面风头甚劲，所以我就直接用regime来理解了）;
（三）governmentality, 这就是aihwa ong 所属的一派了，其实当家人应该是Nicolas Rose。
如果究其理论基础，governmentality 看名字就知道师从福柯。 其基本主张是;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管制技巧。 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政府以人本性自由为基点，从而为“政府主动撤离社会福利以及将许多原本非商品的东西商品化”的一系列政策做出辩护。 以英国萨奇尔夫人政府的研究打出名气。
(新自由主义研究思潮下，关于亚洲四小龙的developmentalism的研究也开始再次引起注意，尤其是2008年雷曼风暴之后。 一方面左派有些人开始论定， 新自由主义已死。 但是像诡异的资本主义一样，在马克思老人家老早就给他判了死刑之后，反而越活与精神的问题一样； 新自由主义在雷曼之后又迅速咸鱼翻身，在华尔街2009重新兴旺之后重新开始笑傲江湖。 当然，自由学派也在反思，继hayek之后，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时候， developmentalism 重新引起注意。
遥想当年，因为日本的迅速崛起，developmentalism 以及其背后的Confucianism 曾经引起广泛争论 。 2008年雷曼风暴，居然神奇的没有给四小龙带来重创，于是又蒙上了一层rosy的光环。 developmentalism模式的所谓精神基础是儒家学说，所谓亚洲价值观，主张集体至上，经济上政府强势干预主导，政府官员或者执政党要员往往兼职重要部门的企业要职。 但是与planned economy 不同，developmentalism风行市场规则，但是比embedded capitalism 干预更主动更高阶更全面。当然，现在，很多人开始把新加坡和中国归于state capitalism 了）
（以上一不小心扯远了。 可以掠过。 ）
aihwa ong 这本书就是在这基调上说明她的研究的独创性和重要性的，也就是， “当新自由主义思潮入侵developmentalism 地区时，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因为aihwa ong在书里把亚洲龙模式国家统称为“非新自由主义管制的地区”，这个说法引起 三剑客的强烈反弹。 三剑客批评说，这种研究方法所带来额度后果就是夸大了变异性，容易导致‘ unstructurely variegated neoliberalism”的错觉，也就是， 虽然偶们主张post-structuralism, 但是大姐你也太自由散漫了。 不得不说， 修行到带头人级别的大哥大姐们，真是未免孔乙己上身。 三剑客主张 variegated neoliberalism, 但是是structured variegation of neoliberalism. 咱承认有小异，但是这背后还是有规则可循的。
首先，aihwa大姐大的这本书基于以下理论：
1. neoliberalism as technology of governmentality： 这个主要参见nicolas rose
2. exception in governance: 基于Carl Schmitt的political exception。 此观点认为，所谓管制，并不体现在管制者制定了什么样的规则以及如何执行， 而在于，用exception来证明，谁才是老大。 比说，江湖中的规矩人人都懂，可是老大偏偏不睬，我提出一个exception而没人敢反对，这才是power。 还记得我们是如何歌颂邓爷爷的吗？人老人家在南海边上画了个圈。 圈中的地方，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3.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ity. 这是姐姐我最感兴趣的。 其实，我觉得因为源自三剑客中neil brenner 的 scale of state, territoriality 问题（非姐姐我的领域，当我瞎说）。 在全球化过程中，权利机构的所属下辖地不再是administrative boundary 来决定的，而是可能有多方插手的， 于是就导致了fragmentation of national territory。 比如说， 中国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经济发展特区，在这些特区内，当地政府未必有全权影响力，而前来投资的跨国企业反而有更大的影响力。 另外，最引起左派注意的所谓的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 比如IMF, WORLD BANK, WTO. 他们的影响力在目前已经很明了了，大家看看希腊，看看意大利就知道了。 IMF一句话，总理都得换，谁是老大？
基于这些理论，aihwa大姐大提出的观点有二：
1. dis-articulation and re-articulation of citizenship: 基于political exception 理论， aihwa说，传统的公民是有清晰定义的，大家手里拿的护照，上面翻翻就看见了。 作为某地公民，享有某地提供的权利并承担义务。 然后，我们不得不再回到全球化这个问题。 葛优大哥说了，现在的时代是争夺人才的时代。 所以，是不是人才，极大的影响了成为公民的条件。 不是我国公民？ 没关系，只要你有才能，我国政府愿意修改法规赋予你公民才能享有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techno-citizenship。 这个逻辑可以推而广之， 比如很多企业教导他们的职工说，金饭碗不是说一辈子在一个地方工作，而是因为你卓越的技能/知识因而在哪儿都能找到工作。 左派认为，这实际上重新定义了citizenship, 是那些拥有marketable competence 的人，他们享有公民的福利；如果没有技能，那很抱歉，我们不相信眼泪。 目前在香港讨论的热烈非凡的移民以及居留权问题，其实就设计到citizenship的定义问题。(那些能支付异地生产的同志们，都是有一定的marketable competence的啊）
2.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ity： aihwa提出，当national territotiry 被fragmented，比若画出特区来方便某些外国势力入侵的时候，实际上也成为了本国实力外延的工具 （后面这一点她好像没有证明啊，还是被我漏掉了？）。 其实，我觉得三剑客之一的jamie peck最近的一片文章讨论enclave in suburban area也是类似的说法。 但是，aihwa作为人类学家，往往就流于研究个体了，好像她自己也在开篇中自嘲说， low-flying approach。 研究 管制，不谈政府政策，不谈资本流通的power, 不谈政治，单是看个体行为，似乎说服力不够强。
总而言之， 自从privatizing china 这本书之后， aihwa就成为姐姐我心中偶像一枚. 在偶像的光辉照耀下，对此书难免有预设的好感。 叱诧各领域不说，而且还有自己的建树， 实属难得。 研究亚洲，不得不说， 三剑客未必有说服力。 在亚洲，political economy里面，political的因素分分钟大过economy.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西方的很多理论不能解释亚洲现象的一个原因吧。个人认为，亚洲并不排斥某些neoliberal principles，但是有筛选和再演绎的过程，具体如何，还是留在自己的paper里说吧（自我保护的心理要有啊）。 

 

关于资本垄断的一些讨论

这是一则同事转发的文章，谈及香港的资本垄断问题。

http://cn.wsj.com/gb/20120831/bas105611.asp
控制着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以及从手机经销商、巴士公司到超市等诸多行业的商界巨头们，正受到针对其庞大势力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以下是同事与我的讨论， 不过关于他说 ”如果不动用公币来支持亏本的crony私企 就算还好“， 我也没想清怎么回答。

me：
this is not a new topic, in fact many points in the article have been discussed since 1997. for those in urban studies, they may know that, it is not only HK that is under control of these HK-based tycoons, who indeed have extended their territory to vancouver (since 1980s) and london (more recently, after 2000).
but there is one new point made in this article, which makes me suspect who the author is and who is behind the author. this is about the manifestation made by the new CE — CY Leung, who, via this platform, re-asserts his determined will to cut break the public-private linkage. to me, what he claimed still remains rhetoric and all his policies so far do not threaten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ubstantively. he is only trying to gain political capital in a disguised way. just like one professor at NUS points out: in fact, we know that politicians are in bed with tycoons. the show that they blame each after leaving the bedroom is planned, but it does successfully make many innocent audience to tears.

同事 （马来西亚人）

Sorry I was at Ghost Island for some module outing project so missed this discussion. What the heck do I need to visit Ghost Island during Hungry Ghost festival? And rite after the 15th nite, the nite when the doors of hell are widest open!

Btw, at least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those people did build their company from ground zero (I mean I expect most if not all to be like that) and do not bankrupt the companies (I mean most if not all the time). In Malaysia, it is different, all those cronies control the different markets by building RM1 companies which were setup just to ‘win’ ‘open tenders’ with higher bids and still win becoz they are cronies of politicians. Then, these companies will surely fail (99% of the time)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use tax payers’ money to come in and bail out these RM1 (S$0.40) companies which wasted billions of Ringgit. Now, if these cronies in SG and HK do monopoly all businesses but contribute to public good and do not need tax payers’ money to bail one company after another, isn’t it a blessing compare to our situation in Malaysia? It’s a pretty fucked up country.

Here’s the quotes below about politicians and businessmen from a Malaysia Today article (link below it).

“Politicians need businessmen to finance them. Businessmen need politicians to make money. This is so in America, in Japan, in Malaysia, and in most places in the world.”

“Money is the route to political power and political power is the route to making money. They both need each other. One can’t live without the other. This is so in America, in Japan, in Malaysia, and in most places in the world.”

http://www.malaysia-today.net/mtcolumns/no-holds-barred/50137-i-am-an-anarchist-and-proud-of-it

 

 

我所欣赏的课程: 假如天堂尚未建成

曾经有另外一所大学的老师问我：你们学校的老师怎么样？能回答学生的问题吗？
我对这个问题不认同，因为我觉得，一个老师最重要的素质是ask the right question, 而不是给予答案，况且在城市研究领域，我不认为有所谓 普世的独一的正确的 答案。

亲戚在一所犹太学校读本科，一年级的其中一门必修课是神学。 作业要求是一篇文章，任选课程中的一个topic，结合阅读材料来以及自己的两个evidences 进行评述并给出自己的观点。
姐姐我不信教，所以被人要求帮忙的时候很是头疼。只能从阅读材料开始。

首先，课程的介绍阶段是关于来世的一篇文章，估计源自大牛。文章里说，（大意，已经不太记得了）人们往往认为天堂是一个已经建成的东西，就躺在那儿等我们前赴后继的冲上去。所以我们要努力用一些规则来规范自己，来达到能进入那个美好的已建成的世界的目的。 问题是，如果天堂并未完成呢？ 如果天堂是仰仗我们自己来添砖加瓦的呢？

接下来， 这门课程就开始介绍不同的论题了。
论题一： 为什么耶稣是白人？
这个论题下有好几篇文章争论，第一篇文章谈起源，究竟为什么耶稣是以白人的形象出现呢？他不是中东的犹太人吗？ 深色皮肤很正常吧………. 后面的文章就开始火力四射了，涉及种族歧视啊，社区分裂啊，身份认同啊一系列问题了。
论题二： 为什么耶稣是男人？
同样的，为什么耶稣不是女人？ 为什么我们去教堂向神父忏悔而不是神母？于是，文章开始谈及性别歧视啊什么什么的。
论题三： 上帝到底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虽然不信教，姐姐我也听说过上帝7天造世界的故事。 然后，上帝对人说，地球上的动植物就由你支配了。 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哲学上的争论，就是，人，是不是可以以“小神‘自居，对于他所改造过的自然 (dutch that one dug） 宣誓主权呢?
比如说著名的workmanship论点，就是这么回事。根据ian shapiro的说法，马克思的资本论(circuit of capital) 就是建立在这个assumption上的（我不太同意，不过也还没想明白）。 而polanyi是不同意的，提出来自由化的根本就是将三种物品商品化，nature, man, money. 新自由主义中关于market和nature的几篇文章,一些学者就重回到哲学角度来重新审视关于 land grabbing, 划分猎鱼水域等问题所涉及到的property right of nature。

假若天堂尚未建成，假如天堂需要你我添砖加瓦，我以为，可以转用到任何一门学科或者论题。 我以为，没什么论题是已经达到绝对的盖棺定论的程度的，也没有什么论题是带有既定的色彩的。 因为他没完工，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所以我们可以各持己见。

这门课程让我对这家神学院肃然起敬。另外，教书课程的是一位帅哥，去年刚和男友注册结婚，在报纸上刊登了结婚启示。

饶了这么大一圈，我是想讨论关于教育的问题。
引用某位校长的话，we educate people, we dont train people, we train dogs.
我以为，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教会人思考，老师就是把关于一个论题的不同观点都介绍给同学，然后引着他们自己做出思考和判断。 所以，我不认同那些以绝食抗议增加一门课程的民意运动。 问题不是课程是什么，课程本身是提供一个平台来供不同思想辩论的。 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教育？ ”一门课程可以洗脑“的前提条件是： 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是照着课本读书，并预先警示学生： 我所说的都是真理，你们要做的就是记下来并且相信。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教育体系的问题，教育成了training 而不是education。 在这种training的体系下，资本主义社会就该禁止任何马克思学派的课程，而社会主义国家就该禁止教授Adam Smith. 在以崇尚自由著称的香港，我们如何看待大批学生要求禁止一门课程的民意运动呢？ 为什么在当今，我们会恐惧一门课，一本书，会有能力洗脑呢？ 为什么我们认为，如果学生上这门课，下了课大家就崇拜CCP了呢？ 老师，在香港的教育体系下，是照本宣科的机器呢，还是鼓励不同观点进行对话的苏格拉底呢？
任何观点都有表达的权利，否则，我如何与之辩论？哈佛法学院的这门课，我以为，很精彩的阐释了什么是教育。
Harvard：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http://www.justiceharvard.or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q1WB–G9uc&feature=relmfu

对于母亲们温柔而坚定的控诉，我也不赞同。 当然，姐姐我目前单身，所以，虽然不是gay,也还是划入”没仔生”的圈子。 你可以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说，或者我可以比较客观的看问题，因为我不在此山中。
母亲们的心思很动人 （我不是贬义）。 我想，这是天性。母亲都想为子女营造最好的环境，送孩子上学前，临行密密缝，务必编制一张网给孩子随身带着天然的屏障。所有通不过母亲筛选的的东西，都可以被这网络隔离在外，以保证孩子不受坏色影响。我想所有的母亲，在这么做的时候，都是真心实意的认为这是”for your own good”.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 网的质量以及时效问题。二，property right的问题。 母亲是否有权筛选子女接触的观点吗？

读书笔记： singapore’s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很明显的个人情感偏向，说实话我很有共鸣，和我在新加坡所感受到的学术压制是一样的，真的感觉令人窒息。 回头再读我自己的文章，也发现这种感情色彩，用词啊口气啊都很讽刺。可是，作为学术书籍，这样很容易被人批评， 而且容易让人怀疑数据的真实性。

2. 这本书是作为liberal一派来批评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的，也就是说，旨在批评GLC (也就是我们的国企），以及官僚阶级对经济的掌控，虚假的开放贸易等等。 所以作者认为，要打破这种局面，就一定要打开国门，推行自由经济。

3. 我自己读这本书，主要是关注他如何分开阐述 liberty 的两个方面，即经济的一面，与自由意志的一面。 其实，从很早左右派都意识到，经济与政治上的自由是分开的。 所以后来新自由主义重提liberty，认为人的自由意志要靠自由市场来实现，是把人的社会性抹杀了，简单的认为人的利益，或者阶级的利益，是经济上的利益。（马克思貌似也抹杀了吧）。但是，ac的国家，执政党阶层是把政治利益凌驾于经济利益之上的，当然，大部分时候，ac的执政党阶层是建立了经济与政治互利的架构，经济的增长，不仅在micro层面上保证了执政党阶层自身的资本积累，同时也在macro的层面上塑造了一种人民救星的形象， 从而巩固了管制基础。

公共住宅景观的新自由化：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下的新加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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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在博客上贴文章的习惯，这次贴出来是因为这篇居然有中文版，另外，不得不引用edward soja 在NUS 大会上的发脾气的一幕，“看到受过教育的人也会犯不能思考的错误，忍不住burst out a bit. ” 继库哈斯被新加坡加入黑名单之后，soja看来已经是下一个）

摘要  在后发达经济城市中，个人主义的生产与消费成为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典型特征。组屋成为新加坡政府建立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主要平台。许多组屋项目开始发掘不同的主题来渲染与众不同的、大都市特色的生活方式，以回应中产新贵的居住需求。这些项目逐步异质化原本的同质景观， 并进以承载新加坡“大都市”的新形象。新的组屋计划延续了组屋作为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调解员的角色，不仅为涌现出的新贵阶层提供新自由主义空间，同时也维护了政府的管制平台.

1 引言
新加坡是庞大的全球体系中的一个岛国，“生存说”和“危机说”是其各种发展模式和决策的基础与起源。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对全球经济结构的不同需求，新加坡政府尝试建立新的城市形象，并以此为依据来进行经济与人口结构的重构。城市空间作为社会经济文化新形象的载体，其重构也被提上日程。这项任务并不简单，因为新加坡的城市空间一直以同质化为目的，而公共住宅（当地称：组屋）则是最重要的组成元素。组屋为85%的新加坡人提供住房，有大众的“心脏地带”之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位于郊区新镇的组屋严格按照标准进行规划与设计，并强调各种社会群体的混合。相比之下，跨国企业驻新加坡的外派服务人员和本土精英阶层的私有住宅则多数位于城市黄金地段，以“门禁社区”的形式建造。这便在公共空间和私有空间之间划出明显界线：前者服务普通中产及以下阶层，后者则服务精英阶层。近几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首先，“智能岛”成为新加坡的新形象，并促使新加坡对知识密集产业的跨国企业敞开大门。这种新的产业结构有其相应的人力需求，因此对新加坡而言，建立人才基地是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的重要环节。新加坡政府由此开始一系列的政策性改革，为吸引国际流动人才创造有利的环境。一批富裕的中产新贵因此出现了，与同质的蓝领中产阶级不同，他们拥有更强的购买力，并且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新千年中，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在跨国资本和与阶级有关的推动力之间不断权衡，形成独特的新自由主义化[1]的发展轨迹。
时尚的休闲餐饮入驻克拉码头，综合娱乐（赌场）入驻滨海湾，而作为新加坡占地最大的居住体系，组屋被选作推广新自由主义的平台之一。 2009年，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以下简称建屋局）完成了其旗舰项目——达士岭（The Pinnacle）——一组位于丹戎巴葛（Tanjong Pager）的超高层建筑。同样位于丹戎巴葛这个紧邻中央商务区的历史街区，代表私人公寓制高点的项目——“地标”（译名，The Icon）——离开达士岭仅一个街区之遥。在中心城区内，这种公共与私有居住领域的紧密并置往往会引发关于后现代城市化中社区空间两极化的担忧。然而在新加坡，笔者认为该现象揭露了两种力量的博弈：一方面，崛起中的中产新贵试图争夺城市空间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国家则在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主导下的城市空间模式与政府管制合理化之间寻求平衡。作为政府管制的主要平台与渠道[2, 3]，组屋体系的潜在能力被再次发掘，并用来发展为一种混合模式以平衡上述两种力量。
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倡导者们认为，城市空间是对个体消费的反映。在新自由主义驱动的社会中，人们关注自我价值和个体身份的实现，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需求差异的体现；而城市空间的消费（即购买房屋），则是实现自我价值、自我取向的主要渠道。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空间配置（或再配置）实质上正是权力地景的转化[4]。正所谓城市更新与“士绅化”（gentrification）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府用来“联合房地产开发商、本地商人、地产代理商和著名品牌零售商以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5]的发展策略。个人价值观只体现某些人的价值取向，并将其凌驾于其他人之上。
新加坡的体制改革颇具典型性。自建国以来，政府一直在探索平衡经济增长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方式[6]。 组屋便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组屋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与执行。本文回顾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组屋政策与计划，以探讨新加坡组屋体系的设计如何回应新自由主义的需求，同时也保证了政府对社会与经济活动的管理。过去的方式是将不同的社会族群分散到高度结构化和标准化的郊区新镇中，与之相对，新出现的针对特定人群的开发不可不谓异端。以达士岭项目为例，本文将探索如何在国家作为最主要的住宅提供者的前提下，将自由市场的机制带入旗舰组屋项目开发模式中。

2 经济转型前的组屋发展
建国之初，新加坡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缺乏住房。建屋局作为管理组屋的部门，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了新加坡组屋唯一的规划师、设计师和建设者角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传统的组屋采用的策略是使其成为全民纽带，它的发展有以下特点。
首先，组屋是服务多数公民的，而不是只针对某些低收入人群。为了使多数公民具有申请资格，组屋申请人的收入上限根据经济增长情况不断上调。2007年末，家庭月收入8 000新币的上限使得80%的新加坡公民有能力申请组屋。目前，85%的人口居住在组屋中。
第二，组屋是作为全民纽带的承载体（the common bond for all）而存在的。作为大多数新加坡人的住宅，组屋在建成环境的地点、质量和品质等方面都尽量减小差异性。组屋的规划与设计严格执行三重结构的团体模式，即从居住团体到社区，最后到新镇。该模式不仅定义了新镇的结构，同时也规定了其大小、类型和数量。这些参数共同确保了新镇的同质性，使它的微观特征，比如人口密度甚至建筑总高度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建筑风格也以统一、朴实的现代建筑风格为基准，好像混凝土盒子堆砌成的矩阵。由此，组屋最后组成了形式高度统一的新镇。
第三，各类社会人群在组屋景观上高度混合。当建筑的区位和建成环境几乎没有差异的时候，住宅单元的大小就成了区分房价的唯一标准。于是，只要控制每栋楼的单元混合方式，实际上就控制了不同收入群体的混合方式。另外，种族限额制度在每栋楼、每个社区以及每个新镇都有明确的指标，避免形成种族聚集地。
第四，组屋是政府推行各种政策的平台，各种关于人口、经济甚至政治管制的政策都是同组屋分配与管理高度挂钩的。
组屋为新加坡民众提供了相对公平的住宅环境。然而，这种追求高度统一、高度集体价值观的居住景观显然是排斥任何个体特征的，也否认景观体现文化、格调和个人价值观的能力。以新自由主义哲学为核心的新经济模式已经开始质疑同质性居住景观的合理性。

3 城市空间的重构
3.1 社会分层与中产新贵的形成
作为一个经济上严重依赖跨国企业投资的岛国，新加坡一直在“危机说”中求生存与发展，并且巧妙地将“危机说”与“全球化说”混为一体。国际货币的需求决定新加坡的一切，当发达地区的经济模式从福特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7]，经济转型以及支持经济转型的一切政策都显得合理而必需了。城市定位上，新加坡提出“开放的国际化社会”的新形象；产业发展上，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城市竞争力说”与“知识经济说”；而从人口政策到城市空间设计，都取决于在这种知识经济中作为主导力量的精英们的个人喜好。
实例研究表明，新加坡的社会分层逐渐扩大。人口研究显示，两种人群脱颖而出，表现出与大众不同的价值观与消费能力。一种是“舒适一族“（Comfortable Heartland）阶层，他们多数位居中层管理及以上职位，有较高的收入，希望享受高端的城市生活；另一种是“新锐一族”（Young Contemporaries），他们往往是刚毕业的专业人士，生活方式前卫时尚。这两种人群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独立自主的价值观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欲望。社会学研究也揭示出，新加坡的中产新贵们崇尚独立思考的能力，自我意识强烈。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加认同私有住宅代表个体身份和价值观的能力，不甘于淹没在同质化的组屋海洋里。他们向往异质化、高品质的居住条件，而标准化的组屋已经不能满足这些人的需要。因此，组屋的设计和管理制度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1997年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亚洲金融危机促使新加坡政府重新探讨组屋发展模式与政策，高品质的组屋政策成为建屋局的重点议程，集中体现在大幅压缩新建组屋，以及有选择性的组屋更新计划两个方面。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1997年以前）的组屋改革多集中在更多的财政资助以及宽松的二手房交易环境上，那么1997年之后的高品质住宅开始重视住宅在地域上的异质化以及住宅设计的风格化。另外，官方出版物也开始标榜住宅设计与居住人群特征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新自由主义化进程并没有将土地私有化，整个组屋系统仍然属于公共体系，归政府管理。在公共体系的框架下，组屋的设计与政策将资本流通内置化，满足中产新贵对不同的品位或者生活方式的消费需求，推动了城市空间异质化的进程。
3.2 居住地景的异质化
1990—2010年，推行范围最广的政策是“有选择性的组屋更新计划”（the Selective En bloc Redevelopment Scheme，简称SEBRS）。这项计划评估现存的组屋，并依照一定的原则进行选择，选中的组屋被整体拆迁，在原址上兴建新设计的高层住宅。原居民得到一定的资金补偿，以及率先迁入邻近组屋的优先权与财政资助。另外两种特别针对中产新贵的计划分别是执行共管公寓（Executive Condominium (EC) Scheme），以及设计、建造和销售计划（the Design, Build, and Sell Scheme，简称DBSS）。1996年开始实行的执行共管公寓可以说是相对完善的房屋私有化模式。私人开发商投标政府土地，中标后可以自行建造、出售与管理房屋99年。这些住宅前10年受政府管理，之后转为私人住宅。DBSS方案是2006年提出的，该计划第一次允许私人发展商涉足一直由建屋局掌管的组屋设计、定价和出售体系，前提是房屋仍然属于公共房屋，由政府进行管理。
这些计划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一，追求地域差异。市中心以及邻近市中心的新镇成为首选，图1显示了SEBRES计划下的项目分布情况。由图可知，大部分SEBRES选中的组屋位于靠近市中心的新镇，如女王镇（Queen’s Town）、武吉美拉 (Bukit Merah)，或者集中在南部连接郊区与市区的高速公路附近。而代表组屋巅峰的达士岭则位于市中心的历史文化街区。其二，建筑美学得到高度重视。这些住宅往往采用国际或者国内招标的形式。 其三，多数项目被赋予主题，来宣传独一无二的特性，如达士岭的雅皮士都市生活方式，榜鹅新镇的临水生态城，等等，承诺独特、富于格调以及国际化的生活。其中，达士岭无疑是经典之作，是建屋局回应2001年概念规划中提出“标志性的设计”的示范工程。

4 达士岭：可控领域下的畅想
达士岭是建屋局在达士岭这个历史地段上建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50层以上的超高层项目。风格化的建筑设计以及处于黄金地段的优势，使得该项目被誉为“无与伦比的梦想住宅”[8]。
处于丹戎巴葛这个历史街区，达士岭项目注定与标准化建造的组屋不同。历史上，丹戎巴葛几乎是新加坡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缩影。从最初的农地开始，丹戎巴葛迅速成为富人们建造自己家园的场所；由于邻近港口，这个地区又在之后的几年里变成苦力、煤矿工人、装卸工和海员的聚集地。1989年，新加坡成立了第一个历史保护区——“丹戎巴葛（中国城）保护区”。在这个富有浓厚的土生华人[9]色调的历史街区中，大多数本土建筑风格的住宅（shop house）都得到保留，并且改造成婚庆产业、主题餐厅和酒吧。
为了使达士岭项目成为地标性建筑，建屋局不再局限于本土的建筑设计方案，而是将视野扩展到全球范围内，为达士岭举行了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建筑竞赛。为了达到标志性设计的目的，设计突破了许多标准和建筑条例。一般来说，组屋的建筑容积率应控制在2.8以内，建筑高度小于30层。在达士岭项目里，建筑容积率达到了7.4~8.4，而且建筑层数也达到了50层。
达士岭面向顶尖的年轻专业人士的家庭。海峡时报宣传道：“如果你向往雅皮士生活却没有足够的（购买私宅的）能力，达士岭就是你最好的选择。”不出预料，达士岭的设计赢得了年轻的中产新贵们的喜爱，并且在互联网上引起激烈的讨论。争论往往集中在达士岭与另外一个高端私人住宅“地标”（The Icon）的比较上。在高端房地产项目中，“地标”被认为是功能与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它被定义为城市生活的风向标。网民们对于两者的高度与空中花园津津乐道。相比之下，达士岭显然在设计上作了更大胆的尝试。达士岭的建筑形式非常激进，以至于开发商们在参观样板房后开始向媒体抱怨，担心组屋过分前卫的设计给私有住宅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10]。
雅皮士们想要拥有一套达士岭的住宅，当然也要支付更高的价格。达士岭共有两种户型：一种相当于微缩版的标准二居室（93m2~97m2），另一种则是微缩版的三居室（105m2~108m2）。2004年达士岭的房价刚刚公布的时候，较小的户型售价设定在288 400~392 100新币，较大的户型设定在343 100~451 500。相比之下，其他新镇新组屋的售价为：二居室在132 000~220 000新币，三居室在143 000~268 000新币[11]。2008年达士岭完工，建屋局向公众发布了最后428套房产的售价。这次，小户型的售价在455 00~555 000新币，大户型在545 000~646 000新币。房价在四年内增长了两倍。房价涨到最高的时候，“……一套在49层的房子竟以645 800新币的高价被售出，这使该项目在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新加坡最昂贵的住宅。”对于如此昂贵的组屋，建屋局提议，“如果您还没准备好支付这样高的房价，您可以选择其他的组屋项目。”[12]

4 总结
达士岭一类的旗舰工程撕裂了原本同质化的组屋景观，并在价格体系中实现个性化（独特的品味、优越的地段）。之前，大众最关心的是住宅的面积，对组屋在地段上的差异并不关注，然而如今，不同新镇的地段差异越来越大。靠近市中心的女王镇，武吉美拉和红山的住宅售价要比平均水平高出36%~54%，像达士岭这样的项目更是扩大了售价的差异性。这样的组屋市场为国内外的精英们提供了一种潜在的积累资本的平台，前提是他们留在公共领域内。在达士岭的整个开发过程里，从设计到出售很大程度上更像是私有住宅的操作模式。然而，该项目仍挂着组屋的标签，这使得享有这块地产的所有住户都要由政府进行统一管理。
这类高端组屋的开发引起了许多争论。如今穷人能支付得起的组屋越来越少，是否应将公币投资在为财力雄厚的中产新贵度身定制的高端组屋中值得政府深思[2, 3, 13]。一些学者甚至开始质疑执政党用这种机制确立自己政治威信的合理性[14]。在纪念建屋局成立50周年的国际会议上[15]，李光耀重申了“国际化说”与“生存说”的主张：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如果要从全球经济的激烈竞争当中存活下来，政府必须依赖大量的技术型人才。于是，为这些人才营造他们喜爱的城市环境仿佛理所当然。 也许蔡明发在2005年提出的“会员制理论”能更贴切地形容新加坡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组屋不是一种福利保障政策，而是一种享有津贴补助的商品[16]。政府为公民提供财政上的补贴，作为回报，“俱乐部的会员”也应该遵守政府在社会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方面的管制。对于中产新贵来说，高端组屋可以彰显他们的身份与品位，前提是他们接受政府的管制。中产新贵的不断增多和权利的膨胀使政府不得不调节经济与劳动体制。作为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推动力，他们也在新加坡重塑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扮演关键的角色[4]。为满足中产新贵的需求，政府有针对性地为他们建造组屋。然而，这种空间重构是分支的：一方面，高品质住宅服务于新贵阶层；另一方面，普通大众并不是这些高端组屋项目的服务对象。
总而言之，生存第一的论调奠定了新加坡一切决策的基础，新自由主义城市重构只是回应国际资本需求的举措[17, 18]。如翁爱华（Aihwa Ong）[19]所辩论的，新自由主义在亚洲可能应该理解为一种管制的技巧。在黄金地段为新贵阶级建设高档组屋成为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政府合理性共同协作的城市管理方法。内部操作的私有化与维持公共体系并存是新加坡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的特征。